移植題目先分三層：移植物有沒有功能、問題是免疫還是非免疫、病人是否因免疫抑制出現感染或毒性。不要看到 graft dysfunction 就直接加 steroid；血管阻塞、缺血再灌流、感染、藥物毒性與原病復發都可能相同表現。

Allorecognition 與配對

受贈者 T cell 可直接辨認捐贈者 APC 上的 donor MHC，也可由自身 APC 呈現 donor peptide 間接辨認，啟動 cellular rejection；B cell 產生 donor-specific antibody（DSA）則可造成 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HLA mismatch 越多通常增加免疫風險，但每種器官對等待時間、器官大小、血型、HLA 與緊急度的權重不同。

ABO compatibility 可降低 preformed antibody 所致風險。移植前 crossmatch 用來確認受贈者血清是否對 donor lymphocyte 反應；陽性的 complement-dependent cytotoxicity crossmatch 代表高度 hyperacute rejection 風險，通常不能直接移植。現代也會用 solid-phase assay 評估 HLA antibody 與 calculated PRA，數值越高表示 sensitization 越廣，等待適合捐贈者越困難。

排斥反應的時間與機轉

時間只能提供機率，不能代替 biopsy。腎移植 creatinine 上升先看 dehydration、obstruction、vascular thrombosis、calcineurin inhibitor toxicity、BK virus 與 rejection；肝移植看 vascular／biliary complication、infection、drug injury 與 recurrence；心肺移植也要分 graft dysfunction、rejection、infection 與 vasculopathy／airway complication。依器官做 Doppler、影像、感染檢驗、drug level、DSA，必要時 tissue diagnosis。

免疫抑制的結構

移植初期免疫風險最高，常分 induction 與 maintenance；發生 rejection 時再給 rescue therapy。實際 regimen 依器官、免疫風險、感染與癌症史、腎功能及中心規範調整。

藥物濃度需在排斥風險與毒性間取得平衡。CNI 與 azole、macrolide、rifamycin、antiepileptic、葡萄柚等有重要 CYP3A interaction；新增或停藥都要重看 level。mycophenolate 懷孕風險、mTOR inhibitor 傷口癒合不良與 CNI 腎毒性，都是圍手術期常考點。

感染與惡性腫瘤

移植後感染風險由時間、免疫抑制總量、暴露與 prophylaxis 共同決定。第一個月以 donor／recipient-derived infection、院內與手術併發症為主；之後 opportunistic infection 增加，如 CMV、Pneumocystis jirovecii、BK polyomavirus、侵襲性真菌等；較晚期若 graft 穩定且免疫較低，常回到社區感染，但 chronic rejection 加強免疫抑制者仍屬高風險。

發燒可能被 steroid 壓低，白血球也未必升高。採檢後依嚴重度早期 broad therapy，同時檢視免疫抑制，但不能自行全部停藥造成 rejection。預防依 donor／recipient serostatus 與器官安排 CMV、PJP、HBV 等 prophylaxis／monitoring。live vaccine 通常不在移植後免疫抑制期間使用；最好在移植前完成適齡疫苗。

長期免疫抑制增加 skin cancer、cervical／anogenital cancer 與 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PTLD）。PTLD 常與 EBV 相關，處置可包含降低免疫抑制、rituximab 與化療，需兼顧 graft rejection。追蹤還要管理 cardiovascular risk、骨質疏鬆、糖尿病與腎毒性。

器官捐贈與死亡判定

deceased donation 可分腦死後捐贈（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DBD）與循環停止後捐贈（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 DCD）。腦死是依法定程序確認全腦功能不可逆喪失，與 coma、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的診斷不同。DCD 則在符合撤除維生治療與死亡判定程序後進行，捐贈決策必須與臨終照護決策分離。

台灣 DCD 作業建議強調：撤除維生治療後由不參與器官摘取／移植的醫師判定心跳停止，觀察至少 5 分鐘仍無自發循環，才宣告死亡與啟動後續程序。實務必須依最新《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腦死判定準則及衛福部／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病人自主推廣中心公告執行。

活體捐贈必須有充分 informed consent、無不當利益與脅迫，並獨立評估捐贈者醫療與心理社會風險。器官買賣會剝削弱勢、破壞公平與信任，WHO Guiding Principles 主張自願無償捐贈、可追溯性、透明與公平分配。

台灣分配：依器官規則，不背一條萬用公式

捐贈者與等候者資料由台灣器官捐贈移植登錄系統媒合。分配須先考量血型／體型與器官相容性，再依各器官最新規則整合醫療急迫性、等候時間、兒童或特殊優先條件、地理與缺血時間等。肝、心、肺、腎各有不同疾病嚴重度與排序規則，不能把 MELD、status 或 waiting time 任一項套到所有器官。

考題若問倫理，抓四個原則：捐贈自主且不受 coercion、死亡判定與移植團隊利益分離、分配依公開一致的醫療標準、器官與受贈者資料可追溯且保護隱私。家屬溝通要在適當時間由受訓人員進行，不以「已是捐贈者」忽略哀傷與知情。

國考陷阱：移植物功能惡化 ≠ 一定 acute rejection；腦死 ≠ 植物人；器官分配 ≠ 先到先得。先找可逆的手術與感染原因，再用器官特異性標準確認 rejection。